● 薛理泰

　　时至今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应该作一番全面的评估。一言以蔽之，在国家关系的战略层面，朝鲜究竟是中国的资产还是负资产？性质定下以后，趁时犹未晚，在照顾历史因素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地作出若干政策调整。

　　今年5月金正日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时隔三月，这次突然再次访问中国。他期待此行心情之迫切，自不待言。他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仅访问过中国五次及访问过俄国两次。他每次访华，朝方均要求中方对其行程严格保密，中方循例办理而已。

　　当前朝鲜半岛周边成为大国军事力量抗衡的场所，国际背景之错综复杂，前所未有。个中隐情，当然不足为外人道。稍作剖析，仍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金正日未迳赴北京访问，却就近取道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同中国领导人磋商。显然他访华不是应中方之请，乃是中方应朝方请求安排这次访问，而且商议事项具有紧迫性、突发性和权宜性。可以对他访华的性质给予定位：首先，商议事项涉及朝方利益，却需要中方给予强力支持，并不涉及多边国际关系；其次，商议事项不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却是带有紧迫性的局部事务；最后，金氏认为，这些是单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诚信度即可“片言而决”的事项。

　　自从韩国天安舰在黄海沉没以来，朝、韩关系降到冰点，双方剑拔弩张。朝鲜半岛军事冲突呈现一触即发的态势。下列事件对平壤更加具有刺激性：

　　其一是韩国总统李明博于本月15日提议征收“统一税”。据称这是基于“朝鲜可能突然崩溃 ”的评估。韩国正在加紧准备应付平壤政权突然崩溃的局面，应急计划可能付诸实施。平壤认为这就不仅意味着挑衅，而是现实的威胁了。

　　其二是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8月16日至20日，美、韩联军抵抗朝鲜进攻；23日至26日，联军反攻进占朝鲜境内。军演假定朝鲜轰击首尔，韩国在开战首日死伤十万人，纵使承受如此伤亡，韩国也要攻占朝鲜全境，并由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朝鲜政权，并着手安抚朝鲜民众。这样设计军演，令平壤怵目惊心。24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作出回应，指出朝鲜“将随时在核遏制力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报复圣战”。平壤忧心如焚，略见一斑。

　　其三，今年朝鲜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在国际上又十分孤立。稍后美国即将宣布对朝鲜实施空前严厉的金融制裁，对朝鲜经济打击之严重无以复加。至此，平壤也唯有寄希望于中国了。
其四，朝鲜劳动党将于9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举最高领导机关。金正日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如果其子金正银要加速接班，必须确保代表会议顺利召开。倘若金正日得以向平壤各级权力机构“吹风”，表明北京对金正银接班作出坚强承诺，宛如给平壤打了一剂强心针，减弱甚至免除在平壤政权内部出现反对势力的可能性，有助于强化金正银的接班体制。
　　由此可见，平壤在天安舰事件之后处境尴尬，金正日在年内再次访华，旨在希望北京倾力协助平壤维护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重头戏则是金氏向北京“托孤”，颇有东方宫廷色彩。

　　笔者觉得，时至今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应该作一番全面的评估。一言以蔽之，在国家关系的战略层面，朝鲜究竟是中国的资产还是负资产？性质定下以后，趁时犹未晚，在照顾历史因素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地作出若干政策调整。

　　中国近代史上为了朝鲜三次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甲午战争中，中国因朝鲜而同日本交战，战败后割让了台湾，又向日本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构成清廷一朝倾覆的原因之一；朝鲜战争中，中国又因援救朝鲜而承受了牺牲，还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至于第二次承受的民族牺牲，就知者甚少了。

　　甲午战争后，日本鼓励朝鲜人往东北移民。1931年6月，鲜族、汉族为了争夺水源，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地区爆发大规模械斗，参与者多达五、六千，久未平息，成为牵扯中、日关系的“万宝山事件”。数月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之一，侵占东北，肢解了中国。张学良在口述回忆录中，把“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并列为开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大祸端，导致中国再次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朝鲜战争以来，平壤同北京的战略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一旦强敌压境，平壤的钟摆就向北京靠拢，呈现“唇亡齿寒”之势；渡过了紧急关头，平壤的钟摆再次回到原点，同北京刻意保持距离。总之，平壤对北京深怀戒心。

　　即如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平壤甚至连中国的面子也置之不顾。平壤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执意制造核武器，终于在中国东北角又出现了一个核武器国家，使中国置身于核包围圈中，从而导致中国在核大国中处境尤为险恶。

　　再说朝鲜两次进行核试验，地点离中国仅一百公里，事先却不知会中国。地下水源被污染，严重影响到中国民众的健康。岂不是损害了中国利益吗？

　　至于美、韩在黄海进行的联合军演，闹得中国人群情愤慨。追源祸始，其源盖出于韩国天安舰在黄海被鱼雷击沉。否则，美国航母十多年没有进黄海军演，这次又何至于被韩国硬扯进黄海淌浑水呢？假如各方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岂不是又要为朝鲜的冒险行径而承受民族牺牲呢？

　　况且，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这个趋势不但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朝鲜半岛。从历史的角度着眼，朝鲜半岛迟早要统一；从朝鲜和韩国的现况看来，多半是统一于韩国之手。当前中国给予朝鲜巨大的经济援助，届时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 宋杰
　　对于马英九的“温和台独”路线，大陆的整体应对，应该是一种立体式的，即保持政治上的诱导、军事上的逼压和法律上的预防。在这种立体式应对体系中，法律上的预防应当是基础性的，军事上的逼压和政治上的诱导则是主导性的。大陆不可因为局势的缓和而轻易地在军事上作出任何让步。

自与大陆签订完ECFA之后，马英九的系列相关表态与做法便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首先，在台湾正式启动全球招商行动的启动仪式上，马英九“志得意满”地宣称，在与大陆签署ECFA后，台湾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分量已不同以往；其次，ECFA之后，台湾马上启动了与新加坡间关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编者按：新台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事宜；再次，针对大陆所倡议的两岸联合“保钓”倡议，马英九断然拒绝并表示，这是台日之间要解决的问题。他并强调，美日同盟是东亚和平与安定的基础，台湾会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维持台美的军事合作关系。马英九的这些表态与做法，实质上蕴含了今后陆台发展的趋势，因而值得重视与研究。

ECFA与马英九的长远陆台战略

　　通过仔细考察马英九在两岸签订ECFA之后的言行，并结合其之前的相关实践，实际上会发现，与大陆签订ECFA是马英九长远陆台战略的重要一环。以ECFA为跳板，马英九找到了“成功”走向国际舞台、为找回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应有地位”冲开了一条“天堑之路”。

　　陈水扁时代，在操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陈水扁找到了台湾“重返”国际社会的一条比较高明且有效的战略，即所谓“法理台独”。但因陈在操作此议题上“急功近利”，大陆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因而不免使该问题闹得“满城风雨”，大陆、台湾及国际社会在此事项上的其他重要成员均“高度敏感”。在这种敏感的国际格局中，台湾的相关主张不太可能获得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明确支持，因而导致其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马英九上台后，他显然很好地掌握了“闷声发大财”这一中华文化的精髓，因而很快在此问题上转向务实与低调。2008年，在操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马英九第一次不再提出台湾“重返或加入联合国”提案，转而采取外围方案，以“需要审查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人民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活动的基本权利”为题，提出台湾参与WHO活动的问题。对于马英九所释放出的“善意”，大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次年即允许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WHO大会。在持续性地操作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议题近20年（自1993年始）后，马英九第一次获得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

　　通过此突破，马英九似乎成功地找到了打开台湾“国际空间”之门的“钥匙”，即首先通过自身的让步来获取大陆的信任与善意，然后以此善意来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并通过此来“固化”两岸关系，在此之后再来寻求台湾“国际空间”的更多突破。其中，ECFA是马英九整个战略的关键性环节。因为ECFA的重要性在于：以ECFA为平台和跳板，可以通过进一步与WTO体制内的重要成员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来获取对其国际身份的经济认同。一旦台湾成功地获得WTO体制内众多重要成员对其国际身份的认同，鉴于此种认同具有累计扩散效应，将必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成员对台湾在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内的地位和身份的立场与态度。并且，上述发展的态势都具有不可逆转性。既成事实一旦出现，大陆单方面很难逆转。

　　正因如此，马英九才公然宣称，台湾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分量已不同以往；也正因如此，马英九认为，台湾已经拥有了“独立的”“国际空间”发展平台，不再需要单纯“仰仗”于大陆的善意，所以，马英九才更需要在日美之间寻求中立与支持。马英九“珍惜”这一大好局面，当然不会冒与任何周边国家及其他重要国家“翻脸”的风险。

大陆需多种对台政策
纵观大陆近30年来的对台政策，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两多一少”：对台政策政治考量多，军事准备多，法律考虑少。大陆所坚持的“两多一少”战略，主要目的是压制台湾“国际空间”的扩展，防止台湾情势进一步恶化。
　　反过来看台湾在操作其“国际空间问题”上的策略就会发现，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在谋划和考虑上，一直坚持的是“法律优先”战略。此种“法律优先”战略，无论是在陈水扁时代还是马英九时代，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相应“效用”。在陈水扁时代，即使是在“法理台独”闹腾最厉害的时候，大陆除了通过军事演习和政治警告的方式来应对之外，很少见过其他有效应对方法，特别是法律应对方法。

　　实际上，对于台湾的“法律挑衅”，大陆最理想和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也应该是法律的。法律应对是政治应对和军事应对的前提，有助于问题的长远解决效果。事实上，要使政治应对和军事应对更为有效，相应应对同样必须建立在法律应对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相应问题的解决才会有长远的效果，否则，缺乏法律基础的政治应对和军事应对，即使暂时有效果，也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复发”症状。更重要的是，在对台战略上，大陆已经有了法律应对的成功经验，即2005年所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此法案制定后，台湾当局一直颇有顾忌，甚至多次以两岸局势已经缓和为由要求大陆考虑废除掉此法律。遗憾的是，此类“有意为之”的法律应对在整个大陆对台战略中少之又少。

　　而从法律应对这个角度来看，对于马英九在签署ECFA之后的种种举动，大陆也大可不必过于惊慌。只要能够及时从法律上构筑起“拦河之坝”，马英九“算盘”纵然打得再精，谅他亦奈何不得！此种“拦河之坝”，当为强化对联合国大会1971年所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与适用。对于那些意图与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大陆应郑重地向其“提示”：基于第2758号决议，你们已经承担了承认“一个中国”的义务；同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措辞与名称如何，均已经在事实上涉嫌制造“两个中国”并违背此前所承担的对联合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本来，第2758号决议是大陆应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但遗憾的是，对于此决议的应有价值与功能，大陆长期以来一直“视而不见”。

　　因此，对于马英九的“温和台独”路线，大陆的整体应对，应该是一种立体式的，即保持政治上的诱导、军事上的逼压和法律上的预防。在这种立体式应对体系中，法律上的预防应当是基础性的，军事上的逼压和政治上的诱导则是主导性的。大陆不可因为局势的缓和而轻易地在军事上作出任何让步。

　　作者是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邓聿文
　　最近，中国房地产协会驻会副会长朱中一“多次上书国务院”、建议中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因在敏感时刻触怒了民众的敏感神经而遭到舆论的一片挞伐。

　　近年来，利益集团一词在中国很流行，但这个词在中国比外国多了一层负面色彩。

　　改革和发展造就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力量不一，一些强势利益群体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影响乃至垄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势力薄弱但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加诸于自身的不利影响，迫使他们日益对强势群体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

开发商一再影响政策

　　利益集团及其力量在中国的房地产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中国目前有三个势力比较大的房地产行业组织，除中房协外，还有一个同样是由住建部为“业务主管部门”的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另一个是全国工商联旗下的房地产分会。三者的会员大同小异。它们作为开发商向政府游说的压力集团，能量都很大，是标准的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谓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 coalition)。奥尔森在其名著《国家兴衰的探源》等书中提出了一个描述利益集团的“分利联盟”概念，指的是在社会总利益中为本集团争取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其组成人数较少，但能量很大，能影响国家的决策。

　　开发商及其行业组织的影响力之大，由下述两事可见一斑。2003年6月，央行出台121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控开发贷款与土地储备贷款、严防建筑贷款垫资、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等。该文件被地产商人形容为“刀刀致命”、“10年来最严厉的措施”，有人惊呼：“房地产的冬天来了”。但开发商随即反击，召开各种研讨会，业内头面人物纷纷发表讲话，并由工商联下属的房地产分会上书国务院，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该文件确认，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且发展是健康的。央行的121文件于是被束之高阁，结果反而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最为强劲的牛市。

　　相似的一幕在2008年下半年重演。在救市名义下，中房协给国务院上书，建议把当时“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为“适度控制”，允许地方政府自行救市；降低房地产交易有关税率；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等。这些建议随后一一兑现，致使多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前功尽弃。房地产界的“大嘴”任志强和朱中一分别参与了这两次上书。

中国缺乏自我纠偏制度力量

　　理论上说，在一个利益群体发育正常的国家，不同的利益竞争会带来利益的均衡。这正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虽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总有些利益集团的力量比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但在民主国家，由于有明确的规则制约和媒体与社会的监督，这种偏差不至于走得太远。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
然而在中国，缺乏的正是这些元素，由于没有正式的利益群体博弈的规则，大家一般是通过上书这种方式来影响政策，因此，强势集团就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渠道，将自己的意见直达天听；弱势群体则少有财力和渠道将自己的诉求向上反映，除非该问题变成社会大众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开发商的游说，基本都能够被政府所采纳，成功地影响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走向，而一般公众的声音，则常常在决策层中被“湮灭”。
　　开发商能够成功地俘获政府，当然根本原因是由政府追求政绩合法性的需要决定的。房地产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行业，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收入，除非房价高到影响合法性本身，否则，政府没有兴趣去打压开发商。除此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代表开发商的组织，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政府背景，是所谓的“二政府”。像中房协，名义上是“民间组织”，但协会的人事任命必须“抄报”住建部领导备案，其现任会长为原建设部的常务副部长，驻会副会长朱中一则是建设部前办公厅主任。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政策建议很难不被政府部门采纳。中国国家政策虽然名义上由国务院做出，但实际上在背后其主导作用的是相关部委，政策的执行也是由它们去落实。作为前部委的高官，很多政策实际是由他们制定的。现任官员可能也是他们提拔的，怎么会不去听他们的建议？

　　政府部门被开发商所俘获，还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夸大自己的成本，或者把自己的一己之利打扮成国家的利益。而政策制定者要想获得真实的成本信息，或者想甄别这种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时，总很困难，甚至不可能。政策制定者因而会倾向于接受开发商的说法。这在房地产商的“上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近年来，政府部门被利益集团挟持或俘获的情况，不只在房地产行业有，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垄断行业，都普遍存在。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除了政府的力量，并没有任何社会力量来平衡既得利益。因此，当某些把持了国家经济利益的垄断集团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左右国家政策来巩固和获取自己更大的利益时，无疑会对社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作用。尤其对房地产而言，没有哪个行业的关联度比它广，与国家的政策和政治结合得如此紧密，因而，国家的房地产政策一旦被开发商所绑架，它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健康，乃至社会和谐与执政党的执政，所带来的危害，都不可小觑。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 郑永年
　　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困难的局面。一是改革缺乏动力。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改革越来越迫切，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但对如何改革缺少共识，改革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二是在一些领域人们好不容易达成改革共识，推出了改革政策，但却缺乏动力来实施。这尤其表现在社会政策上。最显著的就是很多年来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想用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上，但有钱却用不出去。三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因为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推出自己的“土”政策，纷纷进行“改革”，结果导致了无穷的问题。凡此种种现象都涉及到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地方关系为改革提供动力

　　这些现象的产生表明需要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了。实际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显示，如果要寻找改革的动力，就不能回避中央地方关系。或者说，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中央地方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是从中央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不断会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一旦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他势必发动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分权运动的政治策略。人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时代，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的关注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

　　也正是毛泽东这两次大规模分权运动使得中国的体制和前苏联的区分开来，就是学界称谓的“中国道路”。苏联体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微弱不堪，没有任何能力发动改革。当戈尔巴乔夫不能克服中央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的情况下，只好诉诸社会和民众，从而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不管人们对分权运动作如何的评介，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八十年代的两次分权运动

　　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的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巡讲话之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因为八九天安门事件和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又表明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九十年代的制度改革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此前中国也经历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但改革很少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变迁。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九十年代的集权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的简单集权，它是有选择性的集权，也就是试图集中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下放应当属于地方的权力。
　　这次改革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当强人政治不再的时候，改革就要从制度入手。无论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他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支持力量，无论是地方力量还是社会力量。同时他们也能控制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就是说，地方动员和社会动员不至于导向不稳定。但是，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制度性的改革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这段时期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军队和商业的分离。此前，军商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产生了无穷的问题。鉴于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外界甚至觉得中国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很显然，当时的领导层动员了一切尽可能的制度力量，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表明，既得利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志，中国的政治机制是有能力动员进行改革事业的力量的。

　　造成目前局势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前面所述，当时围绕着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央集权改革非常有必要，导致了很多领域重要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于，在这之后，改革没有深入，很多配套制度没有到位（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每当地方出现一些问题，中央就用收权来解决。不用说政治领域的权力，就连经济、社会、环保等等方面的权力都呈现出集权的趋势。这样就出现两方面的大问题。一方面，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责任并没有集中起来，于是造成了权力和责任的严重脱节。地方严重缺失承担责任的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只好另外开辟途径，无限制地闯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地方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并不表明中央领导层的权力。中央权力同样分散在各官僚机构之中（这是当时毛泽东所痛恨的情况），而各机构集中起来的无限的权力和财富并没有如领导层所设想的那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流向了形形式式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何突破当前改革困局

　　目前的改革困局如何突破？人们谴责既得利益所造成的改革困局，但是既得利益是客观存在物，不管人们怎样谴责，他们不会消失。改革毫无进展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意志力、改革的思路和改革的动员。利益的困局需要利益来突破。和以往的改革一样，不外是两种力量，即地方和社会。而突破中央地方关系的利益格局为首要任务。且不说改革者是否有政治意志能够真正放权或者赋权社会，如果中央地方关系没有改革，即使有了这种政治意愿，没有地方的配合，这一意志也很难变成政策和实现。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方是有改革动力的。地方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感觉到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地方领导群体中也有很多想有所作为的。人们看到，无论是沿海的广东和浙江，还是西部的重庆，地方领导层都在不断寻找改革的出路，并且实践着不同的改革模式，各地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实践之间酝酿着新的改革动力。很显然，如果中央层面要促成新的改革动力来突破目前的僵局，地方力量不可或缺。或者说，只有当整合了现存的地方力量之后，中国才会出现新的改革动力。而要整合地方力量，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势在必行。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 潘国驹
2010年发生了特别多自然或人为的灾难，这些灾难究竟有什么启示，它们引起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避免？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几个月前，我们看到人类最严重的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灾难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跟九一一恐怖袭击相比。”可见此事件之严重。而巴基斯坦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水灾，洪水淹没了该国近五分一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迄今已造成千余人死亡，近200万人无家可归。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估计，水灾的影响范围比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与今年海地地震影响范围的总和还要大。

　　我们先谈谈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深海采油并不是一件新鲜的商业或技术的运作行为。每一个跨国大公司包括石油公司都以盈利为最主要的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次严重漏油事件，致使英国石油公司赔损几百亿美金，不得不让我们检讨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根据技术专家和媒体的分析，他们认为：

　　一、几乎所有跨国大公司的主席总裁都是由会计师、律师或行政人员担任，很少为科技、工程专家。

　　二、从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就由所谓CEO指挥、领导，并没有把团队力量，尤其是技术专家推上主导地位。

　　三、早在漏油发生之前，就有技工（Technologist）公开警告有漏油的迹象，意见并不被重视。

　　这种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事件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在能源、煤矿、农业产品、医药等领域的领导层一定要让专业人士参与决策，听取专家的意见。另外，目前这些获厚利的能源公司投资在环保中的科研项目少之又少，这也是问题之所在。我们知道，人类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环境恶化，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可谓问题重重。我们不得不问：21世纪人类有前途吗？高度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

　　再说甘肃舟曲的泥石流是一场自然界的灾难，也牺牲了数以千计的百姓。表面看起来，泥石流的灾难是自然灾难，但其中人为的因素不可忽视。半个世纪以来，舟曲树木每年的砍伐量最多的时候有25万立方米。泥石流的一个根源就是大量乱砍原始森林。据说中国建国前舟曲的植被覆盖率是67%，而如今还不到20%。此外，舟曲县还批出29个金矿开采牌照。短短10年间便审批了大小水电站55座，共54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目前建成的有27座，仅在拱坝河上就聚集了大小水电站十多座，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座。修水电站要炸山征地，岩体被松动，植被被破坏，会引起新的滑坡。可以说甘肃的泥石流很大程度是人为因素造成。

　　这些年世界上的灾难很多，尤其是自然灾害更是频发。但是纵观这些灾害，很多是可以避免的，起码是可以预防的。可以说这些自然灾害一部分原因是天灾，另一部分则是人祸，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都是人类自己造的孽啊！
不管是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还是舟曲特大泥石流,我们仅仅谴责或者哀悼都解决不了问题, 抢险不如防险，哀悼不如反思。人类的贪婪已经将我们的地球糟蹋得伤痕累累，常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补救还来得及。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 汉斯-维尔纳·辛恩

　　二战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这场危机于2008年从天而降，肆虐18个月后又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5万亿美元 的银行救助计划继之以1万亿美元的凯恩斯主义刺激计划，使全球经济免遭灭顶之灾。在经历了2009年0.6%的收缩之后，IMF预期全球GDP今年将增加 4.6%，明年将继续增长4.3%，均高于过去30年来的平均增长率。

　　但是，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进行中，市场对当前的平静也缺乏十足的信 心。财政困难国家的风险溢价仍旧处于高位，显示风险依然存在。

　　8月20日，希腊10年期政府债券对德国的风险溢价高达8.6%，甚至超 过了4月底希腊几乎已是破产、欧盟已准备好大规模救助措施之时。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利差也持续升高，完全无视7月底由欧盟、欧元区国家、IMF和欧洲央行共 同推出的旨在平抑市场情绪的9200亿欧元救助计划。

两类国家两种复苏态势

　　如今，世界各国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稳步复 苏的国家，二是复苏势头微弱且不断冒出新问题的国家。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处于第一阵营。尽管俄罗斯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仍高达4.3%。中国则继续保有增长冠军头衔，今年可能实现两位数的经济扩张。

　　第二阵营由债务问题深重的国家组成，首屈一指便是美国。 尽管经济增长预期今年达到了3.3%，明年也有2.9%——与过去30年平均值相仿，但美国的增长并非可自我持续的类型，因为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今 年将达到惊人的11%，2011年会略有下降，但仍将维持在8.2%的高位。

　　尽管美国失业率已不再攀升，但当前9.5%的数字就按美国 标准也是个相当高的水平，是衰退前的两倍左右。危机的罪魁祸首——房地产市场问题依旧。2009年春，从繁荣期峰值下跌了34%的Case- Shiller独栋住宅指数从开始止跌回升。但复苏昙花一现，此后房价便呈现出不涨不跌的态势，丝毫看不出上涨的趋势。

　　2010年5 月，独栋住宅新开工数下降到196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5月至6月商业地产价格跌幅达到了令人警觉的4%。这些数字对美国的消费、建筑业和银行体系都 十分不利。

　　此外，尽管出台了银行改革法案，但美国仍未能解决资本市场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主要问题是外国信贷减少，因为美国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衍生品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

MBS市场已经四分五裂，从1996年～2009年，市场规模缩小了97%——从1.9万亿美元跌到500亿美元。2009年，几乎所有（95%）的住房 融资必须通过房利美、房贷美和吉利美（Ginnie Mae）等政府支持机构进行，以避免美国经济完全崩塌。

欧洲喜忧参半

　　欧洲的 前景也是扑朔迷离。先前繁荣的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在衰退泥淖中越陷越深，GDP仍将进一步下降。身为欧洲经济大国的西班牙失业率高达 20%，而且看不到改善的迹象。2009年，西班牙经济规模收缩3.6%，明年预计将进一步下降0.4%。芬兰、英国和意大利的增长率预计也将低于平均水 平。

　　但欧洲的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情况令人惊喜。Ifo商业周期指数目前已明确进入“繁荣”区间，预期和现状评估数据都是如此。事实 上，在该指数发布50年来，过去12个月的涨势是最迅猛的。

　　多年来，德国在欧洲经济增长排名中均叨陪末座，而今年可望以3%的增长率大 大超过欧盟15国（及欧盟27国）1.1%的平均值。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显示出强势反转，目前的失业率为7%，已经比上一个繁荣顶峰——2008年秋的数 字略低，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

　　另一方面，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其失业率目前为10%，今年GDP预期增长率只 有1.3%，略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与德国失业率低于繁荣期顶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失业率高于上一次衰退低谷（2004～2005）。

　 　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冰火两重天，原因在于依靠大规模资本流入支撑长期繁荣的国家——希腊、西班牙和美国等——现在面临着外部融资困境。相反，资本流出国目 前正因大量资本从“饱和”国留回本国而流动性泛滥。信贷过剩进一步推动消费和投资，造成这些国家的繁荣景象。

　　西方世界眼下正在经历一场 经济再平衡。世界增长排名将较危机前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先前的冠军目前正在渐渐落后，而先前的乌龟现在变成了兔子，大步向前赶超。

作者汉 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是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Ifo研究所所长。

● 陈迎竹(新加坡）

从中央要员到地方官吏，从商界、艺文界到学术界，易经的研究与学习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形成风潮。流风所及，对占 卜、风水及姓名学等传统技艺产生兴趣者也大增。

易学或易经研究在被神秘化多年后重新广受重视，象征的是中国国粹的复兴；仍带神秘色彩的占卜 等传统民俗越来越受欢迎的现象，

除了恰是“风水轮流转”的写照，也让一些年轻中国学者产生“文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思考。

32 岁的卓骏不久前做了爸爸，为了慎重起见，找了71岁的张冰隅为孩子取名字。

　　上海交通大学传播系毕业、从事物流业的卓骏认为，中国字有很 多含义和知识在背后，而名字是与一个人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一定会对人有影响，取个好名字因此很重要。他跟随张冰隅学习易经与占卜已经六年，休闲时也研读易 经和其他国学书籍。

　　张冰隅早年在上海高校教授现代文学与文艺理论，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开始利用闲暇研究易经和易学，以及各种在 那之前之后都被视为迷信与禁忌的传统知识，包括风水、占卜、养生。

　　他忆起90年代中期退休前，有意在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易学 研究课程，仍然遇到保守势力的质疑而作罢。退休以后，他开始对外讲易经，但占卜和风水等民俗还不大敢讲，“后来有了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假日，表示上层有意 要传承民族精神，我才开始讲。”近年，他也在包括上海市老年大学在内的学府开设养生和民俗课程，“老学生”天没亮就排队等着报名。

　　张冰 隅说：“凡事都讲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时间到了。”对近年许多借养生名义卖健康产品甚至敛财骗色的事件，他表示那都被混为一谈了，“真正的养生是要讲哲学 的！风水也是一样。”

易经重新登堂入室　占卜传统民俗抬头

　　在孔子的出生地，山东大学早在1984年就在哲学系成立了周易研究室，直到2000年，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同时也是民政部批准的一级学会。

　　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但从中央要员到地方官吏，从 商界、艺文界到学术界，易经的研究与学习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已形成掩盖不住的风潮，以易经为名的团体多如繁星。流风所及，占卜、风水、姓名学……也都逐渐成 为日益富裕起来的人的兴趣与嗜好，乃至信仰。

　　国务院资深经济学家朱雍去年初在“改革开放30年‘商业·创新名人榜’颁奖大典”上演讲时 公开表示：“我要建议商界领袖读《易经》，可以说信息革命发展到今天，网络发展到今天，并没有超出《易经》所研究的范畴，只是《易经》当中很小的一部 分。”

　　易学或易经的研究在被“神秘化”多年之后，重新登堂入室，广受重视，象征的是中国国粹的复兴。但伴随而来的占卜和风水等传统民俗 仍带着相当的神秘感，勾引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并且越来越公开化。

　　姚建平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经过地方科委和工商部门批 准的命名公司，在上海和华东一带受到关注，媒体以“姚半仙”称之。

　　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是新闻记者的姚建平（62岁）也是先研究易 经，随后转入命名和风水行业，先后为上海政府和企业提供服务。他说：“从业务量来统计，如果我92年成立公司时有10个人私下来找我，现在就有1000个 人公开来找我。”找他命名的个人和企业、政府机关来自全国各地以致海外，他因此经常要出差。

非主流气功面对阻力

　　90年代 被普遍视为迷信或玄学的东西，新世纪以来已很少遇到麻烦，但同样在过去被视为“旁门左道”的非主流功法或技能，有些今天还面对阻力。

　　年 轻时追随少林高僧和全真道长习武的上海人俞建明，练就一身整脊功夫和经络知识，先后在香港、台湾和泰国主持过多年门诊并当教练。2006年回到大陆，以自 己研究的“血流动力”健身术和经络平衡理论受到传统医学界的关注，也上过电视台节目教授健身操。

但中国官方允许或推广的健身气功只有四种：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与易筋经。几年来，俞建明要推广自己的一套健身功夫都备受阻力。

　　“一登广告就 有几百人来参加，然后警察来干预，说必须注册，但官方不让我注册。”

　　55岁的俞建明说，他的经络平衡操只是综合自己所学，通过一些动 作，让身体血液疏通经络，人体就能免于很多病痛。

　　但官方看来并非否定运动原理，而是对气功学习所能凝聚的人群和所可能产生的思想影响力 不放心。

　　俞建明希望把心血结晶带出国门推广，为此，他加入了包颂平的“奇才公司”。

　　以小家电业起家的包颂平在机缘巧 合下认识了擅长整骨推拿的张政培。后者以精妙的手法治好了包太太的骨伤。

　　张政培早年习得少林绝技，平时另有职业，不以此为生，只在有空 时当做帮朋友解决问题。

“奇才公司”串联中国传统技艺

　　在朋友建议下，包颂平成立了“上海奇才文化艺术公司”，聚集了张冰 隅、俞建明、张政培、姚建平，以及四代中医，靠祖传方法治疗奇难杂症的沈咏生、退休后才为治病而学瑜伽，结果练得出神入化，至今80几岁还到处表演的沈维 德、能双手同时以不同方向写不同字体的“双笔王”顾浩君，还有不靠放大镜而能刻出微雕，并发明“印中印”的沈耕华等8个人。

　　包颂平不讳 言是以经纪人的想法组织这群奇人，目的是为他们掌握的中国传统技艺打响海外知名度。他希望以团体的力量寻求企业赞助，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

“奇人”们的想法不尽相同。

　　俞建明在乎的是借由团体力量把独创的健身操带出海外，张冰隅则表示：“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学问。过去我们国家 出口的都是低层次的，现在应该要改变中国的地位，出口文化！邻国都把很多中国传统申请为文化遗产，我们能不急起直追吗？”

　　顾浩君（74 岁）年轻时因不满意日本人“大日本书法”的口气而决定独创一格，没想到一试之下才惊觉自己具备一心多用天赋，后来他的双笔同时挥毫绝技在日本出了名也不以 此牟利。对这个团体，他说情有独钟，乐于相聚切磋。

潮流夹带泥沙　好事可能变坏事

无论是占卜、姓名学还是非主流的中医，接纳 的人都越来越多，大家也不再忌讳谈论。但不时传来的招摇撞骗新闻突出了这一潮流夹带着的滚滚泥沙。

　　上海年轻一辈学者谷宇研究易经十几 年，近两年为领导干部开设易经研究的选修班，百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外加走道上站立和闻风进来旁听的。“刚开始我也吓了一跳！”他说：“这总体来讲是个好 事，但另一方面也会变坏事。”

　　好事是指国学得以重新受重视，坏事则是很多人不断打着有关的旗号招摇撞骗。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各种所 谓“高人”，因为涉及欺诈、骗色乃至闹出人命的事情而被控告，但一般事件曝光时，总是已经累积了大量受害者。

　　谷宇慨叹，这一方面损害了 还没完全复苏的传统知识，使其本来面貌更添模糊；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这领域的断层太厉害。

　　“没鉴别老师的能力，受骗的人包括高级知识 分子。这是因为文化断层，父母、祖父母、学校老师对这些都不懂，年轻甚至中年一辈从小没有耳濡目染的机会。现在很多人想学，但只能根据谁说得动听就信谁， 无法鉴别。”

　　中国学校的教育并没有传授足够的传统文化甚至儒学等国学知识，谷宇认为，这是很多年轻人不懂仁义礼智信的关键，“干部做坏 事，很多就是没受过这些教育”。而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治法治搅在一起，不确定因素太多，人心就浮动，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心理极度不安，寻求依 赖的需要更大”。

他相信，这也是占卜、问卦、风水、改运等等会迅速兴起的原因。“这些传统知识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和统计根据，但原理晦涩不易理解，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 也就出现。”

　　他又解释另一现象。早年气功、民俗疗法大为兴盛，其实根源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做不好，很多人没钱看病，只能求诸保健、草药甚至喝点 绿豆汤。当然也和社会上对这方面无法鉴定有关。

　　刚做了爸爸的卓骏承认，开始接触时是被占卜、风水等的神秘与未知所吸引，直到前两年才体 会孔子说的“善易者不卜”而走向研究易经、佛经等国学和哲学。他认为这是他成长过程中，教育对传统知识传承的失败。

　　他的父母辈并不反对 按姓名学为孙子取个好名字，但态度上还是倾向认为迷信。平时也到庙里拜拜的卓骏说，上一辈人云亦云，但至少还接受他的行为：“去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拜佛 不是拜别人，是拜自己；目的是有个想法愿望，不停给自己心理暗示，其实应该求的是给自己安慰。拜的过程是安静和让自己从善的过程，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文化走到十字路口了。” 谷宇说。

　　的确。什么是正统，什么是旁门，这个社会正在重新认识与鉴别属于自己的许多东西。虽然禁忌还在， 但怎么正视传统并且给予应有的正名，关系到很长久的未来。